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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益黑洞到去技能化,外卖骑手不止困在系统里!

文/陈根自2020年起,关于外卖骑手群体生存现状的讨论度和关注度上升。2020年3月,“人物”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深度报道展现了外卖行业中险象环生的现状,几乎引爆了全网。文章中,面对外卖市场的激烈竞争,平台持续地追求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采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 算法,并在发掘人力极限的过程中,不断降低送餐时限。

文/陈根

自2020年起,关于外卖骑手群体生存现状的讨论度和关注度上升。

2020年3月,“人物”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深度报道展现了外卖行业中险象环生的现状,几乎引爆了全网。文章中,面对外卖市场的激烈竞争,平台持续地追求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采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并在发掘人力极限的过程中,不断降低送餐时限。

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在2019年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这个过程里,超速翻车、逆行撞人、闯红灯被撞等诸多交通事故频发。网络上充斥着对饿了么、美团等外卖平台的挞伐之声。算法等科技手段对外卖骑手的“盘剥”和系统平台的对外卖骑手的规训,也让外卖行业成为众矢之的。

今年来,前有北京人社局副处长送外卖,体验骑手真实生活;后有北大博士后陈龙为做研究,发表论文《“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然而,除了关注外卖行业的系统之难,外卖作为当前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模式结合的代表行业,其所面临困境却远未结束。

从权益黑洞到去技能化,外卖骑手,不止困在系统里。

从权益黑洞到去技能化,外卖骑手不止困在系统里!

灵活用工成为权益黑洞?

不可否认,近年来,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发展迅速,网约车、快递物流、外卖送餐、网络直播等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催生了大量新型就业形态,外卖骑手就是其中的典型。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 》数据显示,这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中的服务提供者,总人数已达8400万人,约占中国人口总数的6%。这里面,又有相当一部分人隶属于组织型平台。对这类平台来说,平台方是整个劳务过程的组织者,劳务供需双方分别与平台进行缔约,至于二者之间,鲜有直接的缔约行为。

具体来说,平台拥有完备的信息系统。消费者通过搜索引擎快速找到餐厅、下达订单并选择物流配送,最后通过在线支付划转货币,整个交易均在网络上完成。网络信息联接着外卖商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成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

在这样的系统下,餐厅按订单生产,骑手按订单配送,生产、劳动方式以及劳动关系均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外卖配送有餐厅自配送和平台配送模式,由于餐厅自配送需雇佣并管理骑手,为节省用人成本,集中发展主业,餐厅往往把非核心业务即配送剥离,外包给平台(饿了么、美团等)。

平台独揽配送业务后,改变了原来的中间渠道(用人单位),将传统的“用人单位+员工”模式替换为“平台+骑手”模式,通过一定的法律手段,直接或间接地使用骑手,“即需即用,用完即散”。当前,骑手与平台间的用工关系主要有三种类型:专送模式、外包模式、众包模式。

专送模式是平台自营骑手,即全职骑手,与平台形成劳动关系。专送骑手由系统派单,每单提成基本固定,不受距离影响。此外,专送骑手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有固定底薪,薪资月结。专送更注重服务质量,如“饿了么”专送有“准时达”服务。此外,专送还有距离补贴和重量补贴等。

外包模式则为补充平台直营(专送)骑手的运力不足采用的第三方团队模式。平台将业务外包给外包公司,如“饿了么”平台将配送外包给“蜂鸟配送”,骑手由外包公司自行招募,与外包公司建立劳动关系。骑手以劳务派遣等形式输送入平台,骑手与平台间只存在用工关系,无直接劳动关系即用人关系。

众包模式即平台“向大众外包任务”,把过去由其组织内部员工执行的配送任务,外包给非特定的骑手,美团、蜂鸟等都有自己的众包配送系统。众包骑手无需受雇于固定的用人单位,只需登陆APP、注册帐号,即可抢单配送。众包骑手多为兼职骑手,实行抢单制,由餐厅派单,骑手竞争抢单,手快则单多,送单多则挣钱多,不抢单则零收入。

从权益黑洞到去技能化,外卖骑手不止困在系统里!

众包模式成为当下外卖骑手的主流模式。然而,众包模式也使得众包骑手面临着权益黑洞。一方面,平台与骑手间是否为劳动关系,成为当前众包骑手用工绕不开的棘手问题。众包模式下劳动者由于工作时间自由、一般不以外卖配送作为唯一收入来源、工资发放时间不固定,实务中往往不将众包骑手与单位之间的用工关系界定为劳动关系。

目前,劳动关系尚无明确的法律定义,且劳动关系与诸如劳务、合作、雇佣关系等其他民事法律关系边界、区分规定不详。大多数平台不与骑手签订劳动合同,我国劳动法律对事实用工关系的判定严重滞后。除专送外,其他骑手身份定位依然面临组织从属性弱化,为谁提供劳动认定困难;人格从属若即若离,接受谁的管理难以界定的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外卖骑手大多与第三方机构签订“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这就使得外卖骑手进一步陷入权益困境。比如,外卖巨头的行业报告显示,注册外卖骑手人数已达600万。而中国社科院2020年11月在北京进行的调查显示,受访外卖骑手六成以上没有社保。有社保的骑手多为兼职,是原单位交的社保,或是骑手自行缴纳。

亲身体验了5个半月外卖员生活的北大博士后陈龙也在论文中提到,“在互联网平台行业,控制权的重新分配使平台公司更易摆脱劳资关系和雇主责任”。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4月发布的数据,在新业态用工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中,有58.74%的案件(84件)因从业人员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引发,而在这些案件里,用工企业为从业人员依法缴纳社保的只有6件。

就这样,浩浩汤汤的外卖骑手们,“裸奔”在了用工权益的边缘。

去技能化危机隐现

事实上,外卖骑手作为一种职业选择,时间并不长。然而,作为新蓝领职业之一,外卖则因其较高的工资收入,工作时间自由等优势一时成为众多“打工人”青睐的职业。从困在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到穿行在大街小巷的独行骑手,“自由”成为骑手们提的最多的词。

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劳动力人口逐年减少、经济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等多方因素作用下,外卖骑手群体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2020年的疫情也在改变着蓝领群体的就业考量,钱多、离家近、自由度高等因素逐渐被重视。所以,新冠疫情困扰下,中国外卖骑手却不减反增。

不仅如此,作为一种全新的灵活就业形式,外卖骑手吸纳大量劳动力。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其数据尤为突出。 2015年,美团的注册骑手只有1.5万人,但根据美团披露,仅2020年1月20日至3月18日,美团就新聘骑手33.6万人。如今,这个数字已达1000万。美团和饿了么是中国两家最大的外卖平台,联手占据了中国外卖市场九成以上份额。

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加持下,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等灵活用工模式在促进就业、扩大内需、提振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2020年,DCCI曾发布了一份《新蓝领就业与生活状况研究报告(2020)》,报告中指出,分别有38.3%、42.8%、40.3%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平均月收入超过9千元。这同样高于2020届大学毕业生首份工作起薪。

可以说,对于整体中国经济而言,这一类新职业正逢其时。2016年,中国GDP增速降到7%以下,开启了“六时代”,并且逐年放缓。但同期,失业率却没有上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包括餐饮外卖在内的平台经济发展。

然而,在外卖平台经济呈现就业繁荣的背后,外卖骑手的高流动率似乎也暗示着外卖平台经济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不同于工业时代,工人可以通过职业技能提升,成为熟练工,有一定晋升空间。在算法加持下的互联网时代,对于个体而言,职业技能提升不仅无利益,而且有害处。

北大博士后陈龙的研究中就曾描述“去技能化”的内部机理——每到饭点,中国人民大学知行公寓楼下总会有大量骑手等候学生取餐。由于学校只允许骑手从北门入校,所以平台的限时测算依据一开始是从北门骑行进入的时间。后来,骑手们在“抢时间”的过程中发现,步行走侧门能节省几分钟,平台通过算法监测到后,就缩短了配送时间。

从权益黑洞到去技能化,外卖骑手不止困在系统里!

也就是说,骑手们的努力工作、发挥主观能动性节省出来的时间,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多赚钱或者休息的机会,平台在压缩时间上永不满足。换言之,如果一名骑手通过经验和送餐技能的提升,降低了送餐时间,他短暂获得的职业优势,会迅速被算法捕捉,并自动成为新标准,逼迫所有外卖骑手共同提升。因此,通过个人努力提升技能,不仅没有好处,反而会造成外卖员整体“内卷”。

此外,从劳动层面看,外卖行业仍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点,劳动力需求量大,技能要求低,劳动替代性高。而从技术层面看,外卖行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探索与应用迅速发展,并具有替代脑力思考的趋势。在劳动密集型和信息技术应用的影响下,外卖行业呈现出低技能要求与高技术发展交织的复杂态势。

外卖行业在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也限制者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提升。平台的准入门槛低,技术性不高,吸引了许多低技能劳动者就业,这使得劳动者不需要提升技能就能完成目前的工作,缺乏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本提升的倒逼。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外卖行业,当越来越多外卖骑手的工作年限的增长不再能促进劳动者技能的积累时,平台劳动者将面临与传统劳动力市场脱节的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总有完全成熟的一天,那意味着,低技能劳动者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问题,这是困局之外的困局。

外卖行业走向规范必然

“无社保”意味着缺乏保障,“去技能化”的职业意味着没有前景,两者的叠加正酝酿着外卖骑手群体的职业风险,使得千万级的外卖骑手群体在未来面临陷落的可能。外卖骑手等职业的规范化成为整个行业发展的必然。

首先,从平台设计来看,在围绕外卖骑手困境的讨论中,改善骑手的激励和奖惩机制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在此过程中,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这套“最优”方案只是在给定的历史数据和预设的模型参数下、通过模拟现实得到的“理想值”或者“乐观值”。

借助于大数据处理技术,平台可以对所有骑手的所有订单进行服务能力评价,并进行动态化调整。以等级奖励为例,等级奖励以周为计算单位,每位骑手的本周的送餐数据将决定骑手下周的峰值。骑手想要维持较高的峰值,获得优先派单的机会,就必须一直处于少超时、少差评的水平。

而在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外卖配送系统中,从顾客成功下单的时刻起,该系统便会自动化计算最优的订单分派和骑手配送路线,并且预测订单的“预计送达时间”,然后以此考核骑手的“准点率”。一旦订单配送超时,骑手们将面临降低收入甚至淘汰出局的惩罚。

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场景,外卖骑手的激励机制需要具备容错性和灵活性,帮助外卖骑手抵抗已知或者未知的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冲击,降低外卖骑手收入的波动,这不仅有助于提升骑手们的福利水平,也将会增强平台的总体运力。

其次,从企业角度来看,借助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平台公司建立起互联网平台交易的信息鸿沟,并实现了信息垄断。劳动者想要进入平台劳动力市场就必须依附于平台寡头,且必须遵守平台制定的规则体系。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平台,制定了定价体系、奖惩制度和服务能力评价规则。

而想要外卖骑手等职业走向规范化,正当的市场竞争必不可少。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平台之间的自由竞争将会影响平台选择最优的骑手激励机制以及运营流程和算法。然而,竞争形成的市场结果并不一定能够实现社会各参与方的福利最大化,可能陷入“囚徒困境”的局面。

例如,如果一个平台没有严格遵守法规制度,漠视骑手权益,那么,为了维持甚至扩大市场份额和利润,其竞争对手很有可能也不会选择严格遵守法规制度和提升骑手权益。为此,企业应负担其社会责任,良性竞争。这也提示监管部门应该充分考虑多平台竞争的市场环境,以问题为导向制定相关法规,对平台有所监管。

最后,精准的政府监管对外卖行业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保费。用人单位既未足额缴纳社保费且未提供担保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申请法院查封、扣押、拍卖其价值相当于应当缴纳社保费的财产,以拍卖所得抵缴社保费。

这意味着,相关部门需要加快出台法律法规,明晰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自由职业者与共享经济/零工经济平台之间的劳资关系,对全职骑手与兼职骑手的法律地位进行清晰的分类,界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并且,交管、人社、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应当督促和加强对平台和骑手的资质审核和安全培训。

互联网平台效率的提高得益于技术的发展、大数据的分析整合能力和对劳动者的控制。在大数据分析计算能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体现出智能决策、人机交互和个性化指导的优势,对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效应。但也只有技术带来的效率提高真正辅助于人类,释放善意,社会才能够合作共赢,全体人类福利水平也才能真正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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